稷下文化精神之四：人文精神
稷下研究院 郭丽
人文精神强调以人为本,主张尊重人,表现为对人的尊严和权力的尊重，以及对人的价值及命运的重视、追求、维护和关切。人文精神在齐国是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。如姜太公和管仲都是齐文化人文精神的缔造者和践行者。及至战国时期，齐国国君视人才为“瑰宝”，并对士人个性张扬充分尊重，同样彰显的是人文精神。特别是田齐统治者对稷下学者给予至尊的礼遇和尊崇，更使得人文精神大放异彩。
首先，人文精神体现在齐国国君给予稷下学者优厚的物质待遇。
齐宣王时，不仅对稷下学者们分别授予不同的称号和荣誉，还给他们提供畅通的交通、优越的居室、丰饶的俸禄等优厚物质待遇，使其可以专心做学问。如前所述，孟子曾经先后两次来到稷下学宫，孟子第二次到稷下学宫时，正值宣王时期，每当他出门时，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”（《孟子?滕文公下》）。孟子离齐时，威王曾以“馈兼金一百”与之，宣王也以“养弟子以万钟”（《孟子?公孙丑下》）的厚禄挽留他。号称“稷下之冠”的淳于髡曾贵为上卿，“赐之千金，革车百乘，与平诸侯之事”（《说苑?尊贤》）。田骈在齐国是“訾养千钟，徒百人”（《战国策?齐策四》）。“开第康庄之衢，高门大屋，尊崇之。览天下诸侯宾客,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”（《史记?孟子荀卿列传》）。说明府第壮观，气派诱人。正是基于此，稷下学宫长期兴盛，学派、学者云集也就不足为奇。
其次，人文精神体现在齐国国君还让稷下学者享有崇高的政治礼遇。
凡来稷下学宫的学者，都要经过齐王召见，或伺机觐见，通过问答以及对其学术水平、社会名望、带徒、资历等情况的了解后，授予其不同的等级称号，按等级享受不同标准的待遇。齐宣王时，按照稷下学者的学问、资历、成就、贡献的不同，分别授予其“客卿”“正卿”“大夫”“上大夫”“列大夫”以及“稷下先生”“稷下学士”“博士”“祭酒”等不同的称号和荣誉。如号称“稷下之冠”的淳于髡，贵列“上卿”；孟子第二次到稷下学宫就受到宣王的尊敬，并为客卿；荀子则“叁为祭酒”“最为老师”；宣王时，“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予、慎到、环渊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赐列第为上大夫”，列为大夫和学士者还有“数百千人”（《史记?田敬仲完世家》）。“齐宣王褒儒尊学，孟轲、淳于髡之徒，受上大夫之禄，不任职而论国事。盖齐稷下先生，千有余人”（《盐铁论?论儒篇》）。另据史料记载，宣王经常向稷下学者们征询对国事的意见，并让他们参与外交活动及典章制度的制定。据考证，《王度记》规定了不同阶层的享用、婚娶、祭祀等制度，就是淳于髡等人为宣王所拟定的齐国统一天下后的具体制度和措施。这些也反映了当时稷下学者们的政治待遇。
再次，人文精神体现在齐国国君给予稷下学者人格上足够的尊重。
一是他们能够虚心听取和接受稷下学者的建议和主张，鼓励其自由发表政治主张，并对有真知灼见的学者进行奖励。齐威王虚心求治,下令全国：“群臣吏民，能面刺寡人之过者，受上赏；上书谏寡人者，受中赏；能谤议于市朝，闻寡人之耳者，受下赏”（《战国策?齐策一》）。二是他们面对各种士人都体现出尊重、礼敬之态。如宣王见颜斶，当颜斶说“士贵耳，王者不贵”,“生王之头,不若死士之垄(墓)”时,宣王仍谦恭待之,甚至“愿请受为弟子”（《战国策?齐策四》）。当王斗指责宣王好狗、好马、好酒、好色，而“先君好士，是王不好士”时，宣王却说：“‘寡人有罪国家。’于是举士五人任官，齐国大治”（《战国策?齐策一》）。齐国国君对稷下先生的礼敬之心可见一斑，这在当时礼贤下士的国君中也极为鲜见。
最后，在稷下学宫，人文精神还突出表现为尊师重教精神。
尊师重教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，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齐文化自建立伊始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。如早在西周时期，《太公家教》中就留下了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之父”的经典论述。及至战国时代，稷下学者们在“不治而议论”“以干世主”的过程中，也弘扬了尊师重教精神。这一精神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。一是体现在尊师重教思想的丰富性。如前所述，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荀子曾长期游学于齐国的稷下学宫，“叁为祭酒”，“最为老师”，他不仅具有成功的教育实践，更具有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。《荀子》中有多处论及教师的社会地位。在他看来，教师不但是礼法的守望者，在道德教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是举足轻重的。他说：礼，是用来端正身心的；老师，是用来端正礼法的。所以没有礼，用什么来修正自己的行为？没有老师，我怎么知道礼是这样的？讲的即是教师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。而他说：礼有叁个根本：天地是生存的根本；先祖是宗族的根本；君主和师长是治国的根本。说的就是教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教师地位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。“国将兴，必贵师而重傅；贵师而重傅，则法度存。国将衰，必贱师而轻傅；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，人有快则法度废。”在这里，是否尊师俨然成为一个国家盛衰的晴雨表，这一思想对此后中国社会尊师重教风习的形成，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。二是体现在尊师重教之礼仪规范的形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上。如作为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，《管子?弟子职》记述了学宫弟子起居、受业、应客、坐立、进退、用餐、洒扫、执炬等礼节规则，其中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，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，从尊敬师长到敬德修业，均有非常严格、详细和具体的要求。如《弟子职》开篇就规定：“先生施教，弟子是则。”还规定：“出入恭敬，如见宾客。危坐乡师，颜色毋怍。”“先生有命，弟子乃食。”等等。尽管其中有些规定过于呆板，但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对教师的尊敬，折射出稷下学宫浓郁的尊师重教精神。再如《荀子?礼论》中说：“天地者，生之本也；先祖者，类之本也；君师者，治之本也。无天地，恶生？无先祖，恶出？无君师，恶治？”由此将师与天地、君、亲等置于同样崇高的地位，并最早提出了“天地君亲师”的序列，进而强化了“师”的神圣感和权威性。在这一思想影响下，后来逐渐形成了祭天地、祭祖先、祭圣贤的叁祭之礼。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说：“天地君亲师五字，始见荀子书中。此下两千年，五字深入人心，常挂口头。其在中国文化、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，自可想象。”
由上可知，作为齐国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，人文精神在稷下学宫得到极大的弘扬与发展。也正由于这一精神的支撑，稷下学宫才逐渐形成人才济济、群星璀璨的盛况，并日益发展成为“跨国性”的高等学府。
